一场原本被所有人期待的奥运会，却让中国人带上了名为东亚病夫的枷锁。69人的中国奥运代表团，在所有的参赛项目中，除撑杆跳高选手进入复赛外，其他人在初赛中便全军覆没，惨遭淘汰，其中也包括了被寄予厚望的中国足球队，他们在首轮便遇到了强大的英国队，实力上的差距成为了无法逾越的鸿沟。在苦苦支撑了上半场之后，下半场的中国队体力严重透支，在最后关头被英国队连入两球，最终0比2告负出局。曾经在亚洲战无不胜的中国足球队，被4万万人寄予厚望的中国奥运代表团，却在德国柏林一败涂地。人们的期望有多高，失望就有多大。可在面对失败时，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稳住心态深刻反思，更多数人还是会选择落井下石，人性丑陋的原罪折磨着一代又一代的国人，又让苦难之下的人们乐此不疲，李惠堂即将迎接人们转移发泄的情绪，独步走入人生最孤独的那段至暗时刻。

    在回国途中路过新加坡时，当地报刊上发表了一幅漫画讽刺中国人，并将国人称为东亚病夫。这一侮辱性极强的名称，犹如烫在脸上的烙印，犹如架在身上的枷锁。伴随着中国人整整48年，作为国家代表的李惠堂当然也被推上了风口浪尖，极端群众甚至将东亚病夫的罪责全部甩在了李惠堂身上。

    曾经那个足球英雄似乎倒下了，李惠堂内心却是无比的委屈、自责与悔恨。可最让李惠堂感到绝望的，不是中国人对他的批判，不是外国人对他的讥笑，而是人们对足球逐渐磨灭的热爱与激情，以及在战争中渐渐消失的那份信心。乱世浮萍，烽火山河。站在时代的逆流中，李惠堂默默的接受了所有的评判与指责，面对狂风呼啸，面对暴雨倾盆，他义无反顾的将全身心都奉献给了足球。他知道与其去辩解，不如去赎罪，用行动来弥补那份本不应该由他来承担的过错。于是，李惠堂秉承“以球兴国“的理念，积极投入到用足球振兴中华民族、抵抗日本侵略的伟大事业中。如果被称为东亚病夫是我的责任，那拿下这顶帽子更应该是我的责任。

    日本侵华期间，小日本为笼络民心和搞好面子工程，邀请李惠堂及南华队专机接送到南京踢表演赛，但被李惠堂等人一口拒绝，他们不愿被那些残杀同胞的日本人利用。由小日本培养的汪伪政权还特使游说李惠堂到南京任教，企图以高薪去收买李惠堂，却被李惠堂大声拒绝，公开表明不愿做汉奸，不愿做汪精卫的走狗。李惠堂还率领国足开始循环重庆、成都、自贡、昆明等多地表演艺赛，为抗战募捐，比赛达138场，筹集的资金全部用于帮助难民和支援前线。从迷茫到觉醒，从1931年的918事变到1945年的终战诏书，正是因为有无数个李惠堂这般的有志之士，才让我们从硝烟与战火中走出，不再受到压迫与欺凌。而李惠堂也让自己的传奇继续延续。

    43岁挂靴退休后，李惠堂在1954年凭借在亚洲足球上的杰出贡献，当选为亚洲足球联合会秘书长。1965年，李惠堂当选为国际足联副主席，成为了在国际足联获得最高职务的中国人。1976年，在德国足球杂志组织的评选活动中，李惠堂被评为与贝利、迪斯蒂法诺、普斯卡什、马修斯齐名的世界五大球王之一。1979年，李惠堂在香港病逝。

    李惠堂离世五年后，洛杉矶奥运会上的那一声枪鸣响彻了整个神州大地，中国人彻底击碎了东亚病夫这个称号。而如今的中国，山河无恙，烟火依旧，我们更是成为了世界体育一流强国，他们荣获一块块璀璨夺目的奖牌，创造一次次难以企及的新纪录，让先辈们穷极一生所追求的盛世如愿成为现实，而这，正是对乱世中的觉醒者们最好的慰藉。